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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距国家赔偿究竟有多远

王锋

　 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洛克曾经提出法治的核心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他认为对个人自由权利最大危害是政治权力的滥用，因此政治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种权力制约思想仍很深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立法活动。至今已实施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合法运用和监督制衡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里程碑意义正在于赋予了公民向国家追究责任的权利，同时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起到了警策作用。如果说宪法奠定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基本分野，那么国家赔偿法则使宪法保护权利、限制权力的原则不仅仅具有价值宣示的意义，在操作层面也更具现实性，弥补了宪法在权利救济上的不足。然则这种良好的立法意愿，并不能掩盖今天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的种种缺憾不足。

　 近日两则消息引起了记者对国家赔偿的再次关注：一是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连判三宗国家赔偿案，七位因错误逮捕而请求赔偿的公民，将分别从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获得经济赔偿近十七万元。二是内蒙古财政部门一项叫国家赔偿金的专用基金，数额高达几百万元，自设立六年来备受冷落，仅有一家单位申请。

　 这两则消息充分展示了国家赔偿法立法及操作层面的不足。从国家赔偿的申请者角度看，适用于国家赔偿的案件应该不胜枚举。然媒体却把“天涯海角”的七人获得国家赔偿作为新闻来加以炒作，足见公民要求国家承担责任是何等不易，数量又何其少哉。这中间既有公民与国家的力量悬殊，一个赤手空拳，形单影只，人微言也轻；一个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喜欢说一不二，做惯了“老大”。更有执法者的官贵民贱观念作祟，权力欲膨胀，民权观念缺乏，人治思想严重，认为这种“捉放曹”游戏没啥了不起，把人放了就是对你当事人的最大恩惠了，你反咬一口，索要赔偿几乎等于犯上作乱。更有执法者这点耐心也没有，动辄就扔出杀手锏：不老实，找个茬把你再关进去！这句话吓倒了一批“热爱自由”的人。另外国家赔偿法的不科学之处，增加了索取国家赔偿的技术难度，这部法律虽然有不错的立法初衷，但某些条款与现实的距离相差较远，操作难度大。在条文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下，公民实现正义，从国家口中分一杯羹，实现权利侵害的国家赔偿谈何容易！国家赔偿法的不足之处，专家将有专门论述。

　 从赔偿义务机关来讲也面临“实际困难”。答应赔，钱从何而出？申请国家赔偿基金？这钱不好花，只要用这钱，就得向上级部门申报，就得暴露出自己的过错，还要被追究当事人和部门领导责任，影响政绩和仕途升迁。“忍痛割爱”，用小金库私了，心下毕竟难忍，更易暴露“私房钱”。据内蒙古自治区高院赔偿委员会统计，仅1999年全区法院直接受理国家赔偿案件32件涉及赔偿金额22万元，经自治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赔偿案件44件，决定赔偿的有27件，涉及金额25万元以上；此外全区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100案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附带行政赔偿。国家赔偿数额显然不在少数，然自内蒙古财政部门国家赔偿专用基金设立六年来，只有公安厅2000年6月提出过申请。其他的国家赔偿金是如何支付的，可想而知。

　 对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中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它与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度的冲突。更有人担心，国家实施赔偿之后，有些相关办案人员会因此受到错案追究制度的惩戒，为避免个人受到惩戒，办案人员极有可能采取手段规避国家赔偿法，使该赔的得不到赔偿，谬误得不到纠正。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权利时代公民合法利益的保障，并亟待解决。实践证明普通公民距国家赔偿的距离仍是遥远，路途坎坷亦艰。同志尚须努力！

　　　　　　　　　　　　论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有关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虽然我国宪法未将教育平等的权利列为具体的宪法权利，但根据我国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条约》第13条的规定：我国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因此教育平等权实质上是一项基本权利。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平等权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发展和基本人权的实现。高考是要选拔相对优秀的学生进行再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起着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高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也是社会民众和政府高层极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但我国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的划分存在一些问题，它们直接影响了教育平等权的实现。　　一、我国高考录取分数线划分的现状　　自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分省统一录取制度，即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依据各地区所分配的名额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然而，随着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不平等的情况。分数线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京、津、沪等城市的分数线划分相对较低；国家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录取分数线也较低，而且，各所高校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了加分政策；高考大省如山东、湖南等地的录取分数线都很大程度地超出了其他省份，本省的考生即使有再高的分数也很难进入重点大学。　　（一）录取分数线向部分发达地区倾斜　　经济文化发达的京、津、沪等少数几个直辖市的录取分数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年以来，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比湖南省低77分，连分数线一直很低的贵州省也比北京市高1分，而理科线与湖北省竟相差114分。2001年，北京市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与浙江相差都在80分以上，若与高考大省山东省相比，更是相差120-140分。[1]这种差别可以使拥有同等分数的人分成重点、一般本科或专科，甚至连专科的提档线都达不到。这样就会使得经济文化发达地方的差生可以上好的学校，而经济文化落后地方的好学生则只能上差的学校。　　（二）录取分数线向西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贵州、西藏、新疆等地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属于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自恢复高考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录取分数线划分较低的地区。此外，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如:“对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考生、台籍侨属考生、烈士子女等等，可优先或降分录取；对一些艰苦行业或国家急需的农、林、师范等专业，也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定向降分录取的倾斜政策。”当然，这种对西部边远地区及各地实际情况特殊的地方的倾斜和照顾，也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种情况本身并没有公平与否的争论。　　（三）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在不同地区也体现出划分的不同　　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灵活的招考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以便照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同时也实行了对少数民族考生进行适当加分的政策，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如贵州省、云南省，少数民族在高考录取时统一加10分。但是，同时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主要反映在不同省的各地区之间。如从大区来看，云南省属全国不发达地区和文化教育弱省，就省与省之间比较，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偏低是正常的。但就局部而言，昆明等城市在全国比较起来也算是文化名域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楚文化发源地的湖南省属全国文化发达省，高考录取线都很高，从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因素来看，录取线高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湖南省少数民族较多的湘西等西部山区地区在全国应该算是文化和经济落后地区，昆明和湘西比较，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经济实力都比湘西高一个档次，而现行的招生政策却是昆明市执行云南省录取标准，湘西执行湖南省录取标准，两者之间相差120分，这样明显不公平。　　（四）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　　农村和城市的录取线显然是不相同的，我国的考生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是由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城市中心主义”造成的。“城市中心主义”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重点培养城市户口的学生。那些农村学生占多数的人口大省由于配额较少、整体录取率偏低而录取分数奇高，甚至可以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100分。因而，农村学生只有其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只有考出比城市学生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大学。显然，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