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驰 华东政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权利本质；意思；自由；利益；法力
内容提要: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


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1]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均蕴涵正义和合理，[2]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3]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4]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5]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6]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7]


1．意思说。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8]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9]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联系，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10]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11]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12]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13]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14]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15]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16]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


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17]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18]


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19]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21]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联系。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