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信用社2004年度会计决算工作指导意见
银监发[2004]94号

各银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做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统称信用社）2004年度会计决算工作，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关于年度会计决算的组织准备
　　2004年是信用社进一步深化改革之年。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各地信用社在年度内除了要确保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外，还要全力以赴做好清产核资、专项央行票据置换、历史积累及包袱处置等工作。在目前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各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好2004年度信用社会计决算工作：一是要根据制度规定，认真组织信用社做好决算前的清理资金、核对账务、盘点财产、核实损益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信用社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得到全面、真实、准确的反映；二是要结合年度会计决算工作，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加强对会计人员业务技能的培训，努力提高信用社从业人员素质和会计核算质量；三是对会计力量薄弱、历年会计决算问题较多的信用社，要组织力量帮助其做好决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置；四是要按制度要求，均衡财务收支，防止人为原因造成年度经营成果的大起大落，并坚决杜绝会计决算中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
　　2004年度信用社会计决算，除首批8个改革试点省（市）的省级联社可依据本通知精神，结合省级政府的有关要求，自行组织辖内信用社办理外，其余22个省（区、市）的省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都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继续在各银监局的指导下组织辖内信用社完成年度会计决算工作。
　　二、有关会计财务事项的核算要求
　　（一） 规范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是信用社会计核算体系的基础，是取得系统信息资料的工具，同时也是监管部门评估、监测信用社经营及风险状况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会计基本制度》的规定，银监会负责全国信用社统一会计科目代号、名称、核算内容的制定，各省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汇总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增设辖内专用科目，但增设的辖内科目代号应以统一科目代号为基础进行编列，不得另行编制科目代号；信用社在向银监会编报会计报表时，辖内科目应归并到全国统一会计科目内。省级以下信用合作管理部门不得增设、删除或更改会计科目及核算内容，如确需增设、删除或更改会计科目的，应上报省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或银监会统一进行增减变动。
　　（二） 关于21个改革试点省（区、市）信用社历史积累处置的会计核算。根据国办发〔2004〕66号文件要求，2004年进行深化改革试点的21个省（区、市）的信用社都要按规定在明晰现有产权的过程中，对历年的公共积累和挂账亏损进行妥善处置。对信用社历年公共积累的界定应继续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信用社2003年度会计决算工作意见》（银监发〔2003〕27号）的规定执行。
　　资产大于负债的信用社在处理历史积累时，按资产风险程度提取的风险准备金，纳入“盈余公积”科目下“一般准备”明细科目中核算。
　　各试点地区信用社在明晰产权后，对所拥有的各类资本金要继续纳入“股本金”科目核算，待全国信用社产权关系全部明晰后，再统一纳入“实收资本”科目核算。
　　（三） 关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执行问题。财政部于2001年颁发了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会计制度”）。“新会计制度”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损失等会计基本要素的定义，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确立，各类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方面较原会计制度都有了重大变化。目前，“新会计制度”已逐步在股份制及商业性的金融企业推广实施。为了尽快在信用社实施“新会计制度”，银监会将与有关部门积极协商，按照“积极准备、稳步推行、分步实施”的原则，力争在明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2006年年底前全面贯彻执行新的会计制度。
　　对于2004年度经营状况较好、承受能力较强的信用社，特别是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允许并鼓励其在本年度内按“新会计制度”规定计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三项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的减值准备暂在“其他营业支出”科目“呆账准备金”账户列支，在“呆账准备”科目核算。
　　（四） 关于股金分红。
　　1． 改革试点地区的信用社，从试点方案批准实施的次年起，在连续三个年度内，凡当年盈余，但又有历年挂账亏损的信用社，允许其在弥补历年挂账亏损前，按不超过当年利润总额50%，同时最高不超过二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标准，向社员分配股金红利。分红后的账面利润经纳税调整后，再按税收规定弥补以前年度的挂账亏损。
　　2． 没有历年挂账亏损的盈余信用社，应按照正常的利润分配程序进行分配。股金红利分配可以现金方式进行，也可以转增股金方式进行，但现金红利分配额一般不超过股金金额的5%，现金红利加转增股金合计额一般不超过股金金额的10%。
　　（五） 清产核资中有关资产增减变动的账务处理。试点信用社在进行清产核资过程中，凡是涉及相关资产价值的增减变动，都要严格按信用社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在查明原因、追究责任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中有关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46号）规定，依法进行纳税调整。
　　1． 关于固定资产重估增值。信用社固定资产重估工作应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对固定资产重估增加的价值，调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同时增加资本公积，但其计税基础（计税成本）不得调整。
　　2． 对历年形成的以前年度财产损失的核销（包括信贷资产损失的核销），应根据信用社承受能力进行账务摊销，其中数额较大，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比例超过50%的，可按照不超过8年的期限进行摊销。
　　（六） 关于呆账准备的提取。从2004年度开始，信用社应根据自身贷款风险的大小，有计划地逐步提高拨备水平。凡是当年盈余的信用社，都应根据盈利状况适当提高呆账准备的提取比例，其中正常贷款可按1%、逾期贷款可按2%、呆滞贷款可按25%、呆账贷款可按100%的比例提取（在税收上，信用社提取的呆账准备金仍按《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002〕第4号）的规定计算扣除）。凡是呆账准备未达到最低1%提取比例的信用社，只有在补提达标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工作。年度经营发生亏损的信用社，其呆账准备也必须按1%的比例足额提取。
　　（七） 关于呆账核销。信用社在清产核资中清查出来的因证明材料、相关文件不全，但又确实收不回来的呆账贷款，可由县级政府相关部门出具证明，经信用社行业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审批后列为呆账损失核销。
　　（八） 关于管理费的提取。
　　2004年度信用社管理费仍继续按年度总收入2.5%的比例提取，其中县级联社和省、地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具体的统筹使用比例，由省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商同级国家税务局确定。
　　各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应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并按照节俭、高效的原则管好、用好管理费。
　　三、会计科目的增设
　　（一） 资产类。
　　1． 1126拨付营运资金。
　　本科目核算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统一法人县（市）联社机构本部（以下简称机构本部）向下级分支机构拨付的人民币和外币营运资金。机构本部拨付营运资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准备金存款”或联行往来等科目；收回营运资金时，借记“准备金存款”或联行往来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应按拨入机构和币种进行明细核算。期末，机构本部汇总会计报表时，本科目余额应与“拨入营运资金”科目余额相等，方向相反。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机构本部向分支机构拨付的营运资金。
　　本科目顺序排列在“1125存放境外同业款项”科目之后，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入“拨付营运资金”项目。
　　2． 1127存出保证金。
　　本科目核算信用社因办理业务需要存出的各种保证金款项。存出保证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准备金存款”或“存放联社款项”等科目；减少或收回保证金时，借记“准备金存款”或“存放联社款项”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信用社按期计算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时，借记“应收利息”科目，贷记“金融机构往来收入”科目。实际收到保证金利息时，借记“准备金存款”或“存放联社款项”等科目；贷记“应收利息”科目。本科目应按保证金的存放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信用社存出的各种保证金。
　　本科目顺序排列在“1126拨付营运资金”科目之后，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入“存放同业款项”项目。
　　（二） 负债类。
　　2316拨入营运资金。
　　本科目核算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统一法人县（市）联社各分支机构收到机构本部拨入的人民币和外币营运资金。本科目为分支机构专用。分支机构收到机构本部拨入的营运资金时，借记“准备金存款”或联行往来等科目，贷记本科目。交回营运资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准备金存款”或联行往来等科目。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分支机构尚未归还的营运资金。期末，机构本部在汇总会计报表时，本科目余额与“拨付营运资金”科目余额相等，方向相反。
　　本科目顺序排列在“2314央行拨付专项票据资金”科目之后，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入“拨入营运资金”项目。
　　以上新增会计科目从2005年1月1日起使用。
　　四、关于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一） 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种类。
　　1． 业务状况表。
　　2． 资产负债表。
　　3． 损益表（盈余、亏损及合并表）。
　　4． 利润分配表（盈余、亏损及合并表）。
　　注：有外汇业务的省（区、市），还要上报外汇业务的业务状况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差额调整表。
　　5． 决算附表。
　　（1） 固定资产状况表。
　　（2） 成本核算表。
　　（3） 决算说明书。
　　（4） 新旧会计科目余额结转对照表。
　　（5） 新科目余额表。
　　（6） 管理部门资金状况表。
　　（7） 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状况表。
　　（8） 统筹资金收支明细表。
　　（9） 省、市（地）、县（市）级联社损益表（分别汇总、上报）。
　　（二） 会计决算报表的编制与上报。信用社要严格按照会计、财务制度的规定编制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并对所报会计决算报表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各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要认真对信用社的会计决算报表进行严格审查，确保表内数字真实完整、项目平衡关系准确，各表之间对应正确，并在此基础上按时保质做好逐级汇总和上报工作。
　　各省级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应于2005年2月2日前将辖内信用社汇总的年度会计决算报表，通过微机上报银监会（010-66194708），同时将纸质报表和决算情况说明书（文字报告）寄送银监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