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威政办发〔2006〕1号

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六年一月四日

威海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切实履行市属企业国有(集体)资产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威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负责对市属国有（集体）独资企业、国有（集体）独资公司、国有（集体）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国有（集体）参股公司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实施经营业绩考核。
第三条市属国有（集体）独资企业、国有（集体）独资公司、国有（集体）控股公司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董事会成员、经营管理层成员及党委、纪委、工会负责人业绩考核，由企业依据本办法，结合各自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考核奖惩结果报市国资委审批。
市属国有（集体）参股公司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以外的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及由国有（集体）出资人委派的经营管理层成员业绩考核，由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依据本办法，结合各自职责分工，提出具体考核意见，报市国资委审批。
第四条国有（集体）及国有（集体）控股企业监事人员的考核奖惩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条市国资委应当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经营业绩考核按照经营业绩责任书的约定进行。
第六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考核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考核原则。按照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资本收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法考核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二）分类考核原则。按照企业性质、规模及所处的行业等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分类考核，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可追溯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第二章考核指标体系

第七条国有（集体）及国有（集体）控股企业法定代表人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分别由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构成。
第八条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
（一）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基本指标为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特殊企业由市国资委确定）。
1.年度利润总额是指经社会中介机构专项审计调整相关政策性因素后的利润总额。企业年度利润计算可加上经核准的当期企业消化以前年度潜亏。
2.净资产收益率是指按规定调整后的企业当期净利润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平均净资产=（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
当被考核企业基期利润为负值时，基本指标为减亏额。
（二）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分类指标，由市国资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综合考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发展能力及其对社会贡献大小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第九条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以三年为考核期。
（一）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基本指标为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特殊企业由市国资委确定）。
1.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是指企业扣除客观因素后的期末国有（集体）资本及权益同期初国有（集体）资本及权益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因素后的考核期末国有（集体）资本及权益÷期初国有（集体）资本及权益〕100%
2.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是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连续三年的平均增长情况。计算公式为：
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考核期末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三年前主营业务收入)1/3-1〕100%
（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分类指标，由市国资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综合考虑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第十条国有（集体）参股企业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由市国资委针对企业具体情况，参照上述指标另行确定，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第三章考核指标的核定

第十一条预报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每年第四季度末和任期考核期初，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按照经营业绩考核要求、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及以前年度经营状况，参照行业先进水平，提出下一年度和本任期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经营计划及对权属企业目标分解情况，并附相关说明材料报市国资委。年度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前三年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和上年度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任期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高于前一任期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
第十二条核定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市国资委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特点及企业运营环境，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提报的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进行审核，并就考核目标值及有关内容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沟通后，报市政府研究确定。
第十三条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一）考核双方的单位名称和负责人姓名；
（二）考核内容及指标；
（三）考核标准与奖惩；
（四）经营业绩责任书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五）其他需要规定的事项。
第十四条市国资委对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的执行情况实施动态监控。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应当于半年和年度结束后20日内，将期间完成考核指标情况及相关分析材料报市国资委。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向市国资委及时报告投资融资、抵押担保、资产处置、经济损失等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考核期内，企业发生影响考核结果的客观因素，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应及时向市国资委提出书面报告。年度和任期考核时，由市国资委根据因素调整情况，逐项落实后，按规定程序作出相应调整。客观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一）无偿划转增加或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二）资产评估、清产核资增加或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三）产权界定增加或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四）资本（股票）溢价或折价增加或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五）国家直接或追加投资、税收返还、会计调整和减值准备转回增加的国家所有者权益；
（六）企业按规定上缴红利、经专项批准核销和消化以前年度潜亏挂账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七）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八）因其他客观因素增加或减少的国家（集体）所有者权益。

第四章考核

第十六条经营业绩考核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应于年度和任期结束后三个月内，对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向市国资委做出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1.年度和任期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情况；
2.考核目标完成情况及说明；
3.年度和任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4.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5.措施和建议。
（二）国有（集体）出资人负责管理的监事、财务总监应对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及分析报告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评价意见。
（三）市国资委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进行专项审计，并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于年度和任期结束后三个月内报市国资委。专项审计费用在企业成本中列支，由市国资委集中统一支付。
（四）对经市国资委审核确认的企业当年（任期）消化以前年度（任期）挂账的不良资产和企业未按财务制度和税务制度规定计入当期损益的各项费用，由市国资委视情况按比例还原计算当年（任期）利润及保值增值率等相关指标。
（五）市国资委依据年度和任期专项审计报告，结合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经营业绩总结分析报告和监事、财务总监的评价意见，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考核，并据此对经营业绩结果进行确认。
（六）市国资委将确认的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反馈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对考核结果有不同意见的，可在收到考核结果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市国资委反映，由市国资委视不同情况予以反馈。
第十七条市国资委根据确认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考核，按照各项考核指标得分确定经营业绩考核得分（计分方法见附件1）。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的基本指标基本分为60分，分类指标基本分为40分。

第五章投融资类企业和亏损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第十八条投融资类企业根据所承担的政府性投融资项目及其自主经营项目的经营业绩按比例分别进行考核，综合评价。
第十九条承担政府性投融资项目，根据项目情况，设置相关考核指标，考核指标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自主经营项目的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参照一般企业考核指标确定。
第二十条亏损企业应区分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分别确定考核指标。经营性亏损企业按减亏额计算相应指标；政策性亏损企业按减亏额和完成政府特定任务等指标进行考核。具体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第六章奖惩

第二十一条市国资委依据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提出具体考核奖惩意见，报市政府研究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薪酬分为年度薪酬和任期奖励。年度薪酬包括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
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基本年薪，根据企业当年相关指标所对应的类别标准确定（具体标准见附件2）。
第二十四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绩效年薪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按照基本年薪的0—3倍确定。绩效年薪计算公式为：
绩效年薪=3基本年薪（考核分数-100）÷40
如考核分数<100分，则未完成年度考核指标，绩效年薪为0。
第二十五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基本年薪列入企业工资总额，计入成本，按月支付。绩效年薪根据考核结果，由企业一次性从清算年份工资总额中提取，计入成本，其中60%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其余40%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
第二十六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任期奖励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确定。对任期考核完成核定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方可一次性兑现任期奖励。任期奖励从国有（集体）所有者权益或国有（集体）产权收益中列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任期奖励，按照任期三年平均基本年薪的0-3倍确定。任期奖励计算公式为：
任期奖励=3三年平均基本年薪（考核分数-100）÷40
如考核分数<100分，则未完成任期考核指标，任期奖励为0。
第二十七条其他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奖励，按照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30%—80%计发，具体计发比例由企业确定，但平均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的60%。
因年龄、身体等原因不再担任企业实职但仍享受相应职务待遇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企业负责人，其薪酬按照不超过相应职务企业负责人的80%计发。
企业新增（减少）的负责人按照实际任职月数考核计算。
在权属企业兼职的企业负责人不得在权属企业领取薪酬。
第二十八条国有（集体）参股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所核定的企业负责人薪酬超出依本办法所核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奖励的部分，应作为国有（集体）产权收益上缴；低于所核定数额的部分，从国有（集体）所有者权益或国有（集体）产权收益中列支。
第二十九条对下列情况，应给予相应处罚：
（一）对于连续两年未能完成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并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负责人，应予免职或解聘，或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提出免职或解聘的建议。
（二）对于未完成国有资产收益收缴任务的企业负责人，暂缓兑现或扣减其任期奖励。
（三）对于企业拖欠当期职工工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除暂缓兑现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外，从清算年度起按同比例扣减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
（四）对于任期考核未完成核定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的企业负责人，除不得获取任期奖励外，按所对应的减值净额的1%-3%的比例扣减延期绩效年薪，直至扣完为止。所扣减的延期绩效年薪作为国有（集体）产权收益上缴。
第三十条企业负责人取得的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奖励应依法纳税。
第三十一条企业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虚报、瞒报财务状况，造成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不实的，除扣减绩效年薪和任期奖励外，由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社会中介机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造成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不实的，由有关部门按规定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企业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严重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违纪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国有（集体）资产流失的，按规定追回或扣减已获取的绩效年薪、任期奖励和基本年薪，并由有关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对在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中有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循私舞弊等情形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由于清产核资、资产重组等原因导致考核指标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市国资委将根据具体情况变更经营业绩责任书的相关内容。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威政发〔2003〕7号文同时废止，威政发〔2004〕62号文中关于“非竞争性企业工资奖金发放的规范意见”部分同时废止。

附件1

经营业绩考核计分暂行办法

一、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一）年度利润总额（减亏额）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3％，加1分，最多加12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3％，扣1分，最多扣12分。
（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12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2分。
（三）分类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按照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的分类指标项数相应分配。每项指标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原则上为该项指标基本分的40％。
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一）国有（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12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2分。
（二）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1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12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2分。
（三）分类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按照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的分类指标项数相应分配。每项指标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原则上为该项指标基本分的40％。
三、计分上下限
根据本办法计算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产权代表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最高分不高于140分，最低分不低于60分。

附件2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国有（集体）
产权代表基薪类别标准

企业总资产4亿元以上或者利润总额2000万元以上
工资性收入的35倍
企业总资产1亿元以上或者利润总额1000万元以上
工资性收入的3倍
企业总资产1000万元以上或者利润总额500万元以上
工资性收入的25倍
企业总资产少于1000万元或者利润总额500万元以下
工资性收入的2倍
注：工资性收入=本企业上一年度人均实发工资性收入总额50%+全市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性收入总额50%

人格权若干问题探讨〔１〕——纪念《民法通则》颁布１

王利明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人格权是人身权的主要形式，而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由此可见，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

人格权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以独立的人格所应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所以人格权是由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所决定的。一方面，一旦个人不再是权利客体而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再是身份和家庭权支配的对象，而是具有自主性人格的个人，则人格权具备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依赖于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个人不享有独立的人格权，尤其是生命、健康、自由等权利，则不可能实现人格的独立与意志自由。因此，人格的独立又需要进一步确认和保护人格权。

然而，西方社会的民法最初确认人格平等乃是交易和占有财产要求的产物，诚如苏俊雄所指出的：人格平等是与契约的广泛扩张相呼应的。“个人享有权利能力主体的地位，亦即表示能享有财产权及缔结契约能力之意味。换言之，权利能力，委实是个人享有财产及缔结契约时，理论上应存在之法律前提”〔2〕，由此决定了19
世纪的西方民法学者大都把财产权视为个人人格的延长，主张将个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方面，人格权利就是对财产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人格的尊重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这就是黑格尔所宣称的“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3〕。

人格权的财产化忽视了人格权的固有价值。如果人格权的存在的价值和目的仅仅只是为了保障财产权的享有和实现，则人格权实际上转化为从属于财产权的财产，这势必会导致人格的价值沦为商品和金钱的奴役对象的后果。事实上，虽然人格权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保障财产权的行使并为财产权提供前提条件，但人格权的存在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使人们“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
人格权为什么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权利，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必备的法定权利？这是因为人格权不是从属于财产权的权利，而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或者说是人权的主要表现形式。
人权（Human
Rights）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正如“中国人权白皮书”所指出的，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崇高的目标”，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然而何谓人权，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权不是天赋人权或道德权利，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宣言，而是以公民的人格权为其重要内容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身体、姓名、肖像、名誉、隐私、婚姻自主等权利，就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是人能够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地生存所必备的权利，也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联结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个人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都不享有人格权，则必将丧失做人的权利和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个人也就没有资格进入社会并作为社会成员存在。所以，人权首先体现为人格利益，忽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及社会经济条件对该制度的限制，就不可能了解人权的真实内容。由于各国法律对人格利益的保护的范围、方式等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着所谓超阶级、超社会的“天赋人权”。

既然人格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是以身体和精神活动的安全和完整为客体，且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为目的的，则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格的独立，促进个人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手段。诚然，财产权也具有表现个人人格的功能，财产权的内容也体现了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但相对于人格权而言，财产权与独立人格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对于任何个人来说，不享有独立的财产权虽然会妨碍其行为自由，但并不妨碍个人享有权利能力并成为法律主体。可是个人如不具有基本的人格权，如生命权、自由权、姓名权等，不能维持人的生存，保障人与他人的交往，则必将妨碍个人成为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个人即使享有财产权，此种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罗马法确认“抽象人格的权利”以来，直至本世纪人格权制度的形成，人格利益曾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能置于民法的充分保护之下，这虽不能否认人格利益也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毕竟不存在着民法的人格权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主体制度实际上一直是欠完备的。

我们认为，人格权存在的基本价值，乃是实现和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简单地表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资格）的关系，即人格决定人格权，而人格权又体现个人人格，并以实现人格为宗旨。然而，实现人格的含义，不仅是要维持个人的生命的存续，以使个人作为主体存在，而且具有更为丰富、重要的内涵。一方面，实现人格，要求尊重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个人的自主性人格的释放，实现个人必要的自由。这就是马斯洛所说人所具有的高级需要在法律上的表现。诚如苏俊雄所称现代法律“诚应透过各个人抽象的人格（Personlichkeit），而进一步着眼于有贫富、强弱、贤愚等等差别之具体人类（mensch），保障其生存能力，发挥其既有主体、且有社会之存在意义。”〔5
〕民法的人格权制度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个人享有一种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武器。民法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个人的共同价值，并能鼓励个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动。自主地从事各项正当的社会交往。民法对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护主体的人身专有标识和个人生活的安全，而且对维护个人的尊严、培育个人的独立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要求在侵害人格权致受害人精神损害时，加害人应负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这也有助于维护个人精神活动的安全与自由。所以，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人格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实现人格，需要培养和实现个人独立的人格意识，不断焕发出主体活力。独立的主体意识是个人在法定的范围内自主行为、勇于承担风险、自负责任的意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采取“民刑不分”，以刑为本的法律格局，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性和能动性，特别是由于封建君主的至高无上和封建家长制的绝对统治，扭曲和摧残了个人的价值，造成个人只有在隶属他人关系中才有其存在价值，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我国民法确认独立的人格权，要求公民时刻注意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尊重并维护他人的尊严、价值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秘密，要求公民通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有助于促进人们在法律的允许下探寻、选择最符合自身本性和意趣的生活方式，充分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自我存在，使人们能够摆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循守旧、不思奋进、但求安稳的观念及庸俗的“关系学”和人身依附的束缚，增强人格独立观念，发挥大胆首创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一旦全社会普遍形成独立人格意识，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还要看到，由于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政府机构在行使其行政权、新闻记者在行使其言论自由权、作家在享有其创造作品的权利的时候，应当充分尊重个人的人格权，这样，人格权制度便构成了一种权利制衡结构，为发展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对权利意识、人权意识的培育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当前，培育权利意识正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权利意识的彻底泯灭，必然会使兽行意识潜入。十年浩劫期间，暴行遍于全国，屠夫弹冠相庆，莫不是权利意识沦丧的结果。总之，民法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在实现和维护独立的人格权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权制度在民法中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

应该看到，我国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不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是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总会形成各种摩擦，而法律则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冲突。所以，个人享有的人格权的范围、权能、行使方式等均应受到法律的制约，个人的人格权应与其负有的社会责任协调一致，个人行使权利时需要忍受来自他人的轻微的妨害。总之，要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则人格权必然是受限制的权利。这里涉及到人格权的保护与正当的舆论监督的保护的关系的问题。

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利用传播媒介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进行批评、实行监督的权利。舆论监督与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们从根本上都是建立社会的民主与法制、保持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如果法律仅注意保护人格权而忽略了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那么，虽然个人的人格及其尊严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但此种保护要以不必要地限制正当的舆论监督为代价，并将使社会缺乏一个大胆批评、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丑陋和违法现象，不能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予以大胆披露和批评，这不仅会纵容一些侵害公民权利包括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而且会使个人的人格权沦为一种与社会利益不协调的绝对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然而，保护人格权和正当舆论监督，应当注意到，在这两种权利的保护之间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因为新闻侵权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人格权，特别是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因而法律对新闻侵权行为制裁程度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新闻自由和公民人格权的不同保护。一方面，法律若特别强调对公民的人格权的保护，则必须适当限制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活动方面的某些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法律对舆论监督活动予以充分保护，则必须对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特别是轻微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予以容忍，法律必须限制受害人提出请求。由于在新闻活动中，新闻工作者行使舆论监督者的权利，大胆揭露和批评一些违法和不良现象，总会涉及对被批评者的指责，而由于新闻活动过程环节多、时间短促、专业性强，不可能绝对准确地把握事实和意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过失。〔6〕所以，
如果将任何失实的哪怕是轻微失实的新闻作为新闻侵权处理，这虽然会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确实会影响舆论监督的正当行使。
人格权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是各国法律都面对的一种“价值的冲突”（a crash of
value）。在此情况下，法律必须选择优先保护的法益。从国外的经验看，大都倾向对新闻自由实行优先保护。例如根据美国1964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在出版物涉及到公众关注的问题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价值将比个人名誉更优先受到保护。（见NewYork
Times Co v.Suli-van，376U.S.254〈1964〉）。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法官戴普洛克（Diplock）曾宣称，
法律虽应在对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之间的保护方面谋求平衡，但应对涉及公众关注的利益的言论提供优先保护。我们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在人格权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对舆论监督的权利实行优先保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建立民主和法制、加强廉政建设，新闻舆论监督机制的健全是必不可少的。太阳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加强舆论监督，才能搞好廉政建设，防止各种腐败现象。为了使广大人民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国家管理、监督政府行为、纠正各种社会不良现象，我国新闻传媒应该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在保护人格权与舆论监督之间，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机制尚不够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广大新闻工作者对各种丑陋、违法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总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在此情况下，更应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并应对正当的监督实行特殊保护，因为“如果诽谤判得太多，记者和传媒动辄受罚，在我们这样一个舆论监督本来就不发达的国家，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7〕这种状况也根本背离了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宗旨。

法律在两种法益冲突的情况下，向一种法益倾斜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要实现倾斜，首先要正确区分正当的舆论监督与非正当的舆论监督的界限。不能将一些不正当的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作为舆论监督行为对待。同时，侵权法应当将新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与一般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区别对待、分别调整。〔8
〕分别调整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建立严格的新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也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负侵权责任的根据。在责任构成要件中，既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能混同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与新闻侵权问题。对一般的侵害人格权行为，可以通过较为宽松的构成要件，制裁各种侵权行为，从而向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而对新闻侵权则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制过多的新闻侵权责任的产生，从而实现对舆论监督的特殊保护。〔9〕例如，
在对舆论监督中，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丑化他人人格，只要不是抓住他人隐私或个别事实对他人人格进行侮辱、诽谤、诋毁，只要基本事实存在，即使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言词不当、技术失误，而不是决定舆论监督性质的问题，就不应视为侵权。再如对那些轻微的失实或用词不当，并不必然带来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或者带来的损害是轻微的，国外的一些立法采取“微罪不举”规则，要求受损害者予以忍受，这是值得借鉴的。第二，明确一定的免责条件。免责条件的成立将导致行为人责任的免除，所以免责条件是对责任构成的否定。为了实现对舆论监督的倾斜保护，在新闻侵权法中应建立一定的免责条件，为新闻工作者因从事舆论监督活动而出现新闻纠纷时提供免责的机会。例如，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各国侵权法中广泛承认的一种抗辩事由，这一规则对新闻工作者实行了有效的保护。在我国新闻侵权法中，也应当采纳这一标准。这就是说，“凡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理应置于舆论监督之下，对这方面的事和人的批评，应属舆论监督范围内的行为。相反，凡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事项，则不在舆论监督之列，这方面的批评指责，也与舆论监督无关”〔10〕。从而实现区别调整和倾斜保护的目的。

中国正在向漫长的通向法治社会的道路迈进。然而，中国社会沿着法治道路迈出的每一步都必定是与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实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公众对法律的依赖程度、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程度、法治文明的实现程度，都有赖于对人格权的保护的加强。而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格权制度，这就为法治大厦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所以，当我们回顾《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以来，大量的人格权侵害案件涌进人民法院并得到妥善处理，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注重的状况，不禁对立法机构和民法通则的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对人格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乃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傅鼎生）＊
注：
〔1〕本文系作者在《人格权法新论》一书中所写的序言， 作者希望以此文纪念《民法通则》颁布10周年。
〔2〕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5〕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实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7页。
〔6〕王晋闽：《试论新闻侵权》，《国际新闻界》1991年5—6 期，第85页。
〔7〕孙旭培：《新闻工作者与新闻纠纷》，载《新闻通讯》 1991年第6期。
〔8〕周威：《试论舆论监督中的名誉权保护问题》， 载中国民法经济法学研究会1989年年会《论文选辑》第182页。
〔9〕周大新：《舆论监督中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载《记者摇篮》1991年第7期。
〔10〕周威，同上书，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