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超期羁押的成因及对策

蔡仕强


　　超期羁押是指由于办案单位在诉讼活动中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期限而违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限羁押所造成的违法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立法精神，破坏了刑事诉讼的正常程序，妨碍了公正司法，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了侵害，严重地侵犯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既不能及时有效地打击和惩处犯罪，又不利于监管场所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超期羁押的成因及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和纠正，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就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公正司法，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超期羁押的主要原因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定诉讼期限，各地检察机关也把解决超期羁押问题作为执法监督的重点，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监督，收到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超期羁押问题仍然存在，这既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从实践中看，造成超期羁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办案人员依法办案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准确、合法地处理案件。个别办案人员思想认识不足，“重实体，轻程序”，按图索骥，只注重案件事实和质量，认为只要把案件查清楚，在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上不出问题就行了，羁押的时间反正可以折抵刑期，而忽视了执法的严肃性和对被羁押人员权益的保护。因此，将案件搁置不管或忙于其他案件，超法定时限也不结案，不发执行通知，以致造成在押人员在看守所超期羁押或无辜羁押，无人过问，久拖不决。另外，个别办案人员素质差，工作不负责任也造成案件超期办结，《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个别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先入为主，头脑中抱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或者罪轻证据，不能分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认为超过一点期限也无所谓，造成停案不办，超期关押，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

　　2、一些“问题”案件处理不当导致超期羁押的发生。公正司法，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观随意断案的后果必将使司法公正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办案人员对一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案件的审理极为谨慎，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将这些案件相互交流，集思广益，看似人人负责，实际上人人都不敢负责。“问题”案件主要有：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多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团伙作案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归案影响到其他案犯审理的案件：同案犯多，涉及面广，案情复杂的案件；流窜作案，取证困难的案件；公检法三家在证据、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出现分歧，对案件处理持不同意见的案件；司法机关在管辖、受理上互相推诿的案件；司法机关内部请示或上诉，上级部门未能及时批复或裁定的案件。等等。这类案件往往因案情重大，改变强制措施担心放纵了犯罪，捕判又心中无数，所以办案单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造成超期羁押。

　　3、地方财政困难，办案经费紧缺，造成案件超时限。超期羁押问题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司法腐败现象，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信任程度。要取信于民，必须是及时办准办好案件，震慑犯罪，维护稳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但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办案经费仅靠地方财政拔款，而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连发放工资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加大办案经费投入，即使地方党委政府有心“倾斜”，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办案经费不足的问题，致使司法机关办案经费紧张，给依法结案带来很大困难。这一点在侦办疑难复杂案件和追捕在逃犯时更加暴露无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法机关面广事杂，捉襟见肘的经费安排，对一些财力投入较大的案件显得力不从心。这些案件往往跨地区、涉及人员多、取证量大，办案机关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导致超期羁押。

　　4、监督滞后，监督的力度不够。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问题进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主要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监所检察部门近年来在催办案件，纠正超期羁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一些监所部门人力少，只设置一、二名检察干部，虚有其名，根本无法正常开展业务，人员较多的监所检察部门也是只监督，不办案，办案与执法相脱节，严重影响到监督效果。从总体上来讲，检察机关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大多数催办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至于对方是否采纳并纠正，没有具体的约束力，因而出现了办案单位对催办意见置若罔闻、不予重视的情况，致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

二、重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努力维护公正司法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对超期羁押的违法现象多次进行清理整顿、专项治理等监督活动，超期羁押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仍时有发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顽症：

　　1、统一思想，提高对超期羁押危害性的认识。要提高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尤其是要提高司法部门各级领导的认识。从保护人权的高度来看待超期羁押问题，切实从思想上树立起实体与程序并重、实体与时限并重、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观念。充分认识到超期羁押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我们要敢于面对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和办案人员都能正视这个问题，超期羁押现象是不难杜绝的。“两高一部”对因超期羁押引起的法律后果也作出了规定：办案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上级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意见后，在一个月内不予纠正的或者在超期羁押期间造成被羁押人员伤残、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办案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我们认为对那些因工作责任心不强而造成违法超期羁押的办案人员，要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造成国家赔偿的，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

　　2、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根据刑诉法第124、126、127第的规定，办案的期限，一般侦查终结不得超过二个月；凡属于案情复杂的，经上级检察机关批准可延长一个月；对符合刑诉法第126条规定的4种案件和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延长二个月。我们应当强调办案的期限，不能一个案子久拖不决。一是要严格执行换押制度，按照“两高一部”1999年83号文件《关于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换押制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切实理顺制度，严格遵守。对于不换押、不及时换押的一律作超期羁押处理，看守所不予提审。二是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落实刑诉法和中政委1999年22号文件《关于严格依法办案坚决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和“两高一部”的有关规定。只要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就必须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三是对那些久拖不决的“问题”案，要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公检法三家加强沟通，互相协调，统一认识，不纠缠枝节问题，尽快将案件办结，保证案件在各个诉讼环节上畅通。

　　3、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加大办案经费投入。政法机关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超期羁押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而对办案机关为杜绝超期羁押现象而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充实办案力量，不断更新侦查、审查技术设备，提高办案效率。特别是加大对监管场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办公设施，并根据被关押人员的数量及时扩建羁押场所。政法机关要加强后勤保障体系，努力解决资金问题，开源节流，履行节约，计划用好每一分钱，把有限的政法经费尽量用到办案中去。

　　4、监所检察部门要加大对超期羁押监督的力度。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五条对超期羁押问题专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不但给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为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监所检察部门应从三个方面抓好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工作：一是未雨绸缪，实行提前告知制度。把预防超期羁押作为监所检察工作重点之一，对于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如果看守所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收到移送报捕通知书或换押证，监所检察人员应向办案单位发出防止超期羁押预告通知书，提示其抓紧在法定期限内结案。二是登记催办，个案跟踪。驻所检察室要坚持案件诉讼时效登记制度，做好在押人犯在侦查、起诉、审制三个阶段羁押期限的登记，同时对复杂疑难、久押未决的案件实行个案跟踪办法，掌握诉讼全过程，做到心中有数。三是清查核对，限期纠正。对一些超期羁押和即将超法定办案期限的案件，除督促看守所及时发出催办通知书外，监所检察部门要经常到各办案单位清查核对，敦促抓紧审理，对已超期的，不能只停留于口头催办或书面催办的形式上，应郑重其事地向办案单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限期进行纠正。

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蔡仕强
二O一0年一月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法理基础

　　（一）“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也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看到并承认人的自然感情是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感情。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籍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参：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二、否定亲属容隐和强迫亲属作证之缺憾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

　　亲属间相处机会远多于非亲属，故互相了解行踪远胜于非亲属。案件发生而拘系嫌疑人后，只要想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想到两条捷径：其一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其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获得。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传统的取证途径。法律若只规定任何知道案情者均有作证义务，只规定任何人知严重罪行不举告或藏匿犯罪人即构成隐匿罪，而不将近犯罪嫌疑人亲属排除在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工作人员逼迫亲属作证或动则以知情不举、隐匿或者帮助罪犯等罪责来拘传、惩罚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在屡传不至时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拘传、惩罚、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

　　此外，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就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和谐关系，其行为的延伸无疑也就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如果这种所谓的家庭内部监督的结果还需要被“单位”所掌控的话，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的失范。

　　和“亲亲相隐”相对的是“大义灭亲”，二者思想根源都发轫于先秦的春秋时期，他们如同一面风月宝鉴，照出世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然而，世人更多了解“大义灭亲”，对“大义灭亲”持肯定态度者居多，而对“亲亲相隐”则多有诟病，“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直到今日，大义灭亲的悲剧还常常见诸报端。“大义灭亲”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基于“亲亲相隐”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这一错误认识。既然“亲亲相隐”为人所不齿，那么自然而然转向世人推崇的“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人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三、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合理因素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看到了的那样，父母对儿女的怜惜，儿女对付母的关爱等人类情感“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有的本身就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在现实生活中，“亲亲相隐”从属于一种亲情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诉讼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此时后者应对前者予以避让。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亲亲相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思想原则，与以往提倡的“大义灭亲”完全不符，但“亲亲相隐”的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因为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当事人亲情关系的维系，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保证血缘亲情纽带的免于崩裂似乎更具切身利益。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鉴于此，任何倡导家属间相互监督活动都不宜开展，这种监督既违背人性又违反人文理念。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一种伦理思想。伦理就是做人的道理，简称为人道、人理、人义，也即所说的伦理道德。柏拉图说：“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