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本溪市森林采伐更新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本溪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5年11月25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采伐限额与计划
第三章 采伐作业与更新
第四章 罚 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森林采伐管理，及时更新采伐迹地，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林木采伐更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自治县（区）林业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森林采伐更新工作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采伐更新工作。
第四条 森林采伐更新必须贯彻“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执行森林经营方案，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章 采伐限额与计划
第五条 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森林采伐实行限额管理。
第六条 森林采伐限额的范围，包括对各种林种的森林和林木的主伐、抚育间伐、卫生伐、林分改造、薪炭林采伐、防护林更新采伐等生产性消耗。
滥砍盗伐、征占林地、河道清障及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为采伐等非生产性消耗计入限额管理。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和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自然消耗的林木，不计入采伐限额。
第七条 森林采伐限额由市、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按国务院规定，逐级上报批准。
年森林采伐限额每五年编制一次。
年森林采伐限额总量以市、自治县（区）为控制单位，并根据森林资源状况，逐级落实到基层林权单位和个人，不得平均分配。
第八条 林木采伐实行年度计划管理。
林木采伐年度计划由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根据限额总量编制，经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汇总上报。
编制林木采伐年度计划时，要按有关规程、规定安排采伐类型，确定计划指标。
第九条 经批准下达的年采伐限额和采伐年度计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突破。

第三章 采伐作业与更新
第十条 国有林、集体林、合作林和承包山的林木进行采伐之前，必须进行森林经营作业设计。自留山的林木进行采伐之前，由乡镇林业工作站进行简易作业设计。
国有林、集体林和合作林的森林经营作业设计，必须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方案。
森林经营作业设计，必须由具有森林调查规划设计资格证书的专业设计单位承担，并由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主持。
对发生自然灾害的林分进行采伐作业必须经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技术鉴定，核发鉴定证书，凭证申请设计。
第十一条 森林经营作业设计必须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技术规程，面积误差和蓄积误差均不得突破±5％。
第十二条 森林经营作业设计必须经自治县（区）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按规定权限审查。
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在审查作业设计时应逐块进行现地审核，经审核合格后方可批准采伐。
第十三条 森林和林木采伐实行许可证制度（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采伐。
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须提交以下资料：森林权属证明、森林经营作业设计文本、上年度伐区验收单、采伐迹地更新验收合格证。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和发放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经营的森林和林木的采伐，按隶属关系分别由省、市、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发证。省林业主管部门直属的森林经营单位，每年的采伐量，应由经营单位报采伐地点所在的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森林和林木、联合经营的森林和林木的采伐，分别由村（村办林场）、个人或组织联合采伐的单位提出申请，经当地乡镇林业工作站审查，报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三）国有非林业企事业单位经营的森林和林木的采伐，应先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市林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发证；
（四）采伐铁路、公路护路林和城镇绿化树木，由其主管部门审批、发证，并将每年的采伐量于当年九月末报当地市、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五）采伐跨自治县（区）行政区域的森林和林木，由林权所有者所在的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发证，并告知采伐地点所在的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六）因特殊需要申请增加采伐限额采伐森林和林木时，应经申请单位所在的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由最终批准机关审批、发证；
（七）征占林地需要采伐森林和林木时，应提交计划任务书、设计文本和补偿协议书，在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植被恢复费和安置补助费一次性付清之后，按照审批权限逐级上报，由有审批权的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八）对发生自然灾害的林分进行采伐作业，由市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九）经营性采伐由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由所在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发证。
采伐输电、通讯线路下的林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遇有紧急抢险情况，必须就地采伐林木的，可以免除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但事后组织抢险的单位和部门应将采伐情况报当地自治县（区）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采伐单位申请采伐限额内的林木，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在一个月内办完。
第十六条 有权属争议的森林和林木，在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申请采伐，发证部门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许可证发放后发现权属争议的，发证部门应立即终止其采伐，收回采伐许可证，并封存已采伐的木材。
第十七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当年10月1日至翌年9月30日。
第十八条 发证部门必须使用由省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十九条 林木采伐后，发证部门应按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项目组织检查验收，核实材积打印，并在采伐许可证上签署检查验收意见。
国有林场、林业工作站应建立林木采伐台帐，定期上报自治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皆伐、更新采伐、低产林改造采伐的迹地，应在当年或翌年春天完成更新造林，更新的面积不得小于采伐面积。皆伐迹地人工更新面积不得少于更新总面积的70％。
立地条件好，具备天然更新条件并能达到更新标准的，经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可相应减少皆伐迹地人工更新面积的比例。
第二十一条 人工更新后，当年成活率要达到90％，三年后保存率要达到85％以上。
天然更新，目的树种的幼树萌生株数每公顷要保留5000株以上，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每公顷块（穴）状整地不得少于3000块（穴），保存率均要达到85％，不足的要及时进行补植或补播。
第二十二条 择伐、抚育间伐和卫生伐林地，采伐后不需要更新的应立即进行封山育林和培育。对实行封山育林的地块应划清边界，标明四至，设立标牌，落实责任。封山育林区内禁止樵采、修枝、垦荒、放牧。
第二十三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采伐更新质量管理，国有林场和乡镇林业工作站应及时对所管辖范围内的伐区和采伐迹地更新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填发验收合格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每年应对伐区作业和迹地更新质量进行核查。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凡超采伐限额的，由上级林业和有关主管部门按超额数量核减其当年或下年度森林采伐限额，收缴或停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设计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造成超采林木的，取消其设计资格；设计审批人员因工作失误错批造成超采林木的，由行政主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一）至（四）项行为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采伐，收缴已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有关滥伐森林和林木的规定处罚，有第五项行为的，按盗伐的规定处罚：
（一）设计人员、设计审批人员在采伐作业设计和审批中弄虚作假，造成超采林木的；
（二）不按批准的采伐作业设计或采伐许可证规定作业的；
（三）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解决之前擅自采伐林木的；
（四）无采伐许可证采伐自有森林和林木的；
（五）无采伐许可证采伐他人森林和林木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越职权批准和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伪造、倒卖、擅自涂改林木采伐许可证和伪造检木号印、号锤、林权证件的，处以50－100元罚款；对已获利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借用、盗用检木号印、号锤的，按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 采伐森林或林木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林业主管部门可停发其采伐许可证，直到完成更新造林任务为止；拒不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林业主管部门可组织其他单位或个人代为其造林，所需费用由林权单位或个人承担，并处以更新费用3－5倍的罚款
，削减或取消下年度采伐指标。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做出的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书或处罚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25日
浅析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 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观点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作者：张宁
单位：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电话：1399272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