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1年1月6日、1月7日，被告H公司向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六个月。时近期限，H公司等筹措还贷款项。同年7月1日，原告谢某通过其公司网银账户，将1400万元汇至H公司账户。同日，相关当事人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据》，载明的借款人为H公司、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及D公司。

被告李某与被告刘某于2002年2月结婚。2011年7月5日，李某与刘某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称因经济原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并约定将房产归刘某所有，双方无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若有债权债务各人名下自行承担或享有。同日，该两被告在民政部门办妥离婚手续。

H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制造、加工，股东为被告李某、胡某和张某，对应的股份分别为50％、30％和20％。2012年7月31日，胡某将其30％股份转让给被告李某，H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被告李某占80％，张某占20％。同年7月，被告H公司在年检中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称其公司开发制造的SET脑功能检测系统医疗设备，因尚未取得国家注册批文而不能买卖，所以该公司未发生销售。

原告谢某要求《借据》上列明的借款人还款付息，同时以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求被告刘某对被告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某辩称：其未向原告借过款项，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某辩称：因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无需对李某承担连带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裁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借款虽发生在被告李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借款用于被告H公司经营，借款发生时被告李某在被告H公司的股份为50％，被告刘某无股份，并且被告H公司的产品因未取得国家注册而尚无销售。同时就涉案借款而言，现有证据也难以证明被告李某、刘某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或借款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涉案借款不宜认定为被告李某、刘某夫妻共同债务，对被告刘某的辩称予以采信。法院判决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归还原告谢某借款1400万元，并自2011年7月5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支付利息。


【评析】

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不仅涉及到夫妻之间财产的调整，更涉及到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构建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提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用途推定规则、合意推定规则和身份推定规则。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一条，都规定了凡所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凡夫妻双方名义所欠债务，或者虽以夫妻一方名义所欠债务但经过对方同意的，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举债时间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即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三项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尤其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冲突与矛盾。要求债权人根据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证明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借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其收益实际用于夫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债权人尤其是善意债权人来说很不公正。从夫妻内部来说，一方根据用途推定规则的抗辩理由很容易成立。由此容易诱发夫妻双方相互串通，以离婚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道德风险。而身份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几乎绝对地分配给了否认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只有当他（她）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取了约定财产制的情形下，才无需共同承担债务。其举证责任甚至比用途推定规则推定中的债权人还要严苛。审判实践中，也由“过去更多的夫妻双方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发展到“更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

为消弭三种推定规则的冲突，各地法院也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例如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债务的除外。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债权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这种意见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为原则，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还是没有减轻。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要求债权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并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私营经济发达、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会冲击社会本已脆弱的诚信体系。有鉴于此，又有观点提出另一种规则体系，即以身份推定规则为原则，以用途推定规则或合意推定规则予以衡平、修正，即凡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债权人起诉，夫妻双方均抗辩为举债一方个人债务情形下，由夫妻双方共同举证；在举债一方抗辩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推定体系对各方的举证责任作了较为合理的分配，不至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案审理中，法官正是根据这种体系，在李某坚持借款非其个人，而为H公司行为的情形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某。刘某提供的H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公司因研发的医疗设备尚未取得批文而未有销售业务。无销售即无利润，李某未将其在H公司的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刘某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借据》上相关被告的签名、盖章方式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认定涉案借款的债务人为被告H公司、李某和D公司，判令相关被告共同还款付息。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


　　电信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电信网是信息化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积极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为形成更为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促进电信行业健康、协调发展，应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增强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竞争架构，提升服务水平。

　　一、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电信业从完全垄断到引入竞争，从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从两个竞争主体到多个竞争主体，走过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1994年以中国联通的成立为标志，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1998年后，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实现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设，重组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正式成立了中国移动。2001年，以打破固定电信领域的垄断为重点，实施企业、资源、业务和市场重组，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企业竞争格局。

　　2001年到2007年，全国电信业务收入从3719亿元增至72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1%，用户数从3.26亿户增至9.13亿户（其中移动电话5.47亿户），年均增长约1亿户。固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资费大幅降低，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移动通信发展迅速，电信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电信业在竞争架构、资源配置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移动业务快速增长，固话业务用户增长慢、经济效益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竞争架构严重失衡。为形成相对均衡的电信竞争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电信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行业协调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现有三张覆盖全国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络和固网资产，深化电信体制改革。

　　二、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目标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以下简称3G）为契机，合理配置现有电信网络资源，实现全业务经营，形成适度、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既防止垄断，又避免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是：把握一条主线，适应电信技术发展趋势和全业务经营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电信业持续健康发展。抓住两个中心环节，一是科学合理设计电信竞争架构；二是坚持自主创新。做好三项工作，一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电信企业；三是维护行业稳定，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和特殊通信保障。四是兼顾各方面利益，既要保障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又要维护消费者和境内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放三张3G牌照，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电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竞争架构得到完善；自主创新成果规模应用，后续技术不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电信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监管体系继续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电信行业发展改革的成果。

　　基于电信行业现状，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三、配套政策措施

　　（一）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一是结合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重大科技专项实施，积极参与国际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二是鼓励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优先使用自主创新产品。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优先支持重点研发、制造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四是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对外优惠贷款、无偿援助及其他外贸出口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国际化发展。五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自主创新作为考核电信运营企业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确定相关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建设和经营指标。

　　（二）加强电信行业监管。针对重组后新的市场架构，将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必要的非对称管制措施，促使行业格局向均衡发展，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业监管政策，对变相阻碍、破坏互联互通、网间漫游的，给予企业经济处罚，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鼓励移动通信运营商相互开放网间漫游业务，漫游结算等价格由政府制定。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定价权。

　　（三）促进行业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业务融合为切入点，积极推进三网融合，鼓励业务交叉竞争。积极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内容提供等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引导中外电信运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扩大和加强在研发和国内外市场开拓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四、组织实施要求

　　（一）请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根据本通告精神，认真研究本单位参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意见，并尽快形成正式方案报相关部门。

　　（二）如改革方案涉及公司重组、网络资产转让、上市公司合并等问题，实施中应遵循国际惯例，遵守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规则。

　　（三）改革重组与发放3G牌照相结合，重组完成后发放3G牌照。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二○○八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