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领事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巩固与发展两国的领事关系，以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议定如下：
第一章定义
第一条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领馆”指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派遣国委派领导一个领馆的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或领事代理人；
(四)“领事官员”指受派遣国委派执行领事职务的人员，包括领馆馆长；
(五)“领馆行政技术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的人员；
(六)“领馆服务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员；
(七)“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
(八)“家庭成员”指与领馆成员共同生活并靠其供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及父母；
(九)“私人服务人员”指领馆成员雇佣的专为其私人服务的人员；
(十)“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十一)“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簿籍、胶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子信息载体以及登记册及明密电码、纪录卡片以及保护或保管它们的器具；
(十二)“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法人；
(十三)“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在派遣国登记并悬挂派遣国国旗的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四)“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领馆的设立和领馆成员的委派
第二条领馆的设立
一、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方能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
二、派遣国和接受国经协商确定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
三、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如欲在本馆所在地以外之地点设立办事处，须事先征得接受国的明示同意。
第三条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派遣国委派领馆馆长应通过外交途径征得接受国的同意。接受国如拒绝同意，无须说明理由。
二、获得同意后，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任命领馆馆长的委任书，载明领馆馆长的姓名、职衔及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三、接受国在接到任命领馆馆长的委任书后，应尽快发给领事证书。领馆馆长在收到领事证书后即可执行职务。在此之前，经接受国同意，领馆馆长可临时执行职务。
四、领馆馆长一经收到领事证书或获准临时执行职务，接受国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机关，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规定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条临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暂时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人员担任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姓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三、被指派为临时代理领馆馆长的外交人员继续按其外交地位享有其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通知到达和离境派遣国应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接受国：
(一)领馆成员的姓名、职衔和他们的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职务上的任何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国籍和他们的到达和最后离境日期，以及任何人成为或不再是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的事实；
(三)私人服务人员的姓名、国籍、职务和他们的到达和最后离境日期；
(四)受雇为领馆行政技术人员、领馆服务人员或私人服务人员的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姓名及其被雇用和被解雇日期。
第六条身份证
接受国主管机关应按其现行规定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相应的身份证件，但属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者除外。
第七条领馆成员和私人服务人员的国籍
一、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
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领馆服务人员和私人服务人员应是派遣国国民或接受国国民。
第八条宣告为不受欢迎的人
一、接受国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派遣国，宣告某一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为不可接受，并无须说明理由。
二、遇本条第一款所述情况，派遣国应召回有关人员或终止其在领馆的职务。如派遣国未在适当期间内履行此义务，接受国有权撤销有关人员的领事证书或不再视其为领馆成员。
第三章领事职务
第九条一般领事职务
一般领事职务包括：
(一)在国际法、接受国和派遣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在接受国的权利和利益；
(二)促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关系的发展，并促进两国之间发展其他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三)通过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向派遣国政府报告、向派遣国有关人士提供信息；
(四)执行派遣国责成领馆办理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十条有关国籍和民事登记的职务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接受、颁发或递交国籍问题的文件；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应领事官员的请求，接受国主管机关可协助领事官员为此目的获得有关派遣国国民的情况；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
(四)办理派遣国国民间的结婚和离婚手续并发给相应的证书；
(五)按照派遣国和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办理有关收养手续；
(六)办理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的其他民事登记。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有关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三、领事官员根据接受国法律规定有权从接受国主管机关获得关于派遣国国民民事文书的通知及文件拷贝和摘录。
第十一条颁发护照和签证
领事官员有权：
(一)向派遣国国民颁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以及加注、吊销、收缴或扣留上述护照和证件；
(二)向前往或途经派遣国的人员颁发签证，以及加签或吊销上述签证。
第十二条公证和认证
一、领事官员根据派遣国的法律规章，有权执行公证职务。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所出具文件，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抵触的条件下，在接受国境内与接受国主管机关出具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效力。
三、领事官员有权为接受国主管机关颁发的文件办理认证。
第十三条派遣国国民被拘留或逮捕时的职务
一、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领馆。
二、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发给领馆的任何信件，接受国主管机关均应不迟延地转递给该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与其交谈并为其提供法律协助。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在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安排领事官员对上述国民的探视。
四、如该国民书面明示反对，领事官员可放弃代表被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采取任何措施。
五、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将本条第一、二、三、四款的规定通知上述派遣国国民。
六、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规定的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有关法律规章。但接受国有关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四条托管和监护
一、领区内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需要指定托管人或监护人时，接受国主管机关应不迟延地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请求接受国主管机关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必要时，可向接受国主管机关推荐适合担任托管人或监护人的候选人，并监督他们的托管或监护活动。
第十五条协助派遣国国民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在领区内自由同派遣国国民联系，提出建议，提供各种帮助和协助，包括法律协助，或为提供上述帮助和协助而采取措施，为此，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派遣国国民与领事官员联系并保障其自由进入领馆；
(二)请求接受国主管机关查寻派遣国国民的下落，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尽一切可能提供有关情况；
(三)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二、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权利必须依照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实施。
三、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领区内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领事官员可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理人，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利和利益时为止。
第十六条死亡通知
一、如接受国主管机关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和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二、如果领事官员先行得知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时，也应将此通知接受国主管机关。
第十七条有关处理遗产的职务
一、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尽速通知领馆有关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有无遗嘱的情况。
如领事官员先行得知在接受国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留有遗产时，应将此通知接受国主管机关。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主管机关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一款所述遗产时到场，并可请求接受国采取措施保护、保管、处理这些遗产。
三、如派遣国某国民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或遗赠，即使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机关在得悉这一情况后也应将该国民继承或受领遗产或遗赠的事宜通知领馆。
四、遇有派遣国国民有权或声称有权继承在接受国境内的某项遗产，但本人或其代理人均不能在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时到场，领事官员有权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前代表该国民，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利和利益时为止。
五、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从法院、其他机关或个人领取因某人死亡而应付给该国民的现款或其他财产，包括遗产、应支付的赔偿金和因保险而得的偿金，并将这些现款和财产转交给该国民。
六、遇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境内临时逗留时或过境时死亡，而其在接受国无亲属或代理人时，领事官员有权立即临时保管该国民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现款和物品，以便转交给该国民的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有权接受这些物品的人。
七、接受国应以下列方式协助遗产转交：
(一)构成遗产部分的物品非属接受国法规规定的出口禁品时，为此类物品颁发出境许可证；
(二)为根据本款第(一)项规定不准出境的任何部分遗产发放变卖许可证；
(三)为变卖所得款发放汇出许可证，以任何可自由兑换货币汇往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所在国。
八、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第四、五、六、七款所规定的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有关法律规章。
第十八条协助派遣国船舶
一、领事官员有权对位于接受国内水或领海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船长和船员提供协助，并有权：
(一)征得接受国主管机关同意后，登访船舶，询问船长或船员，查验船舶文件，听取有关船舶、货物及航行的报告以及为船舶抵、离港和停泊提供协助；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机关权力的前提下，调查船舶航行期间所发生的事故；
(三)协助解决船长与船员之间的争端，包括有关工资和劳务合同的争端；
(四)接受船长和船员的访问，并在必要时为船长、船员及乘客安排就医并采取措施帮助其离开接受国；
(五)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接受、出具、认证或延长与派遣国船舶或货物有关的各种申请书或其他文书；
(六)解决派遣国主管机关委托的其他与船舶有关的问题。
二、船长与船员可同领事官员联系。在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前提下，船长与船员可前往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陪同船长和任何船员前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机关以提供协助。
第十九条对派遣国船舶实行强制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如欲对停泊在接受国内水、领海内的派遣国船舶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必须事先通知领馆，以便在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或其代表能到场。如领事官员在采取这些措施时未到场，接受国主管机关应按领事官员的请求，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领馆。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领事官员，接受国主管机关即使未收到领事官员的有关请求，也应在采取上述行动后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迅速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接受国主管机关在岸上对船长或船员所采取的类似行动。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有关海关、检疫或边防检查等事项的例行检查以及接受国主管机关应船长请求或经船长同意而采取的其他措施。该规定也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机关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或防止水域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四、除非应派遣国船长或领事官员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接受国主管机关在接受国的安宁、安全及公共秩序未受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干涉派遣国船舶上的内部事务。
第二十条协助发生海损事故的派遣国船舶
一、遇派遣国船舶在接受国内水、领海或其附近海域沉没、搁浅或发生其他重大事故，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尽快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船上乘客和船员、船舶、货物及其他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失事的派遣国船舶、船员和乘客提供协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机关给予协助。
三、如果失事的派遣国船舶或属于该船的设备或所载的货物在接受国岸上、岸边和接受国内水被发现或被运进接受国港口，而船长、船舶所有人、船公司代表或保险代理人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这些财产时，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尽速通知领馆。领事官员可代表派遣国船舶所有人采取措施保护和处理失事船只及其财产。
四、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向抢救派遣国船舶的领事官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五、如失事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货物、设备及食品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类似费用。
第二十一条派遣国航空器
本条约第十八、十九、二十条的规定，适用于派遣国航空器。但此种适用不得违反现行有效的双边或缔约双方参加的多边条约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转送司法文书
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转送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
第二十三条在领区内外执行领事职务
一、领事官员只能在其领区内执行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其领区外执行职务。
二、派遣国在通知有关国家后，可指定设在接受国的领馆在第三国执行领事职务，但以接受国不明示反对为限。
三、向接受国发出相应通知后，如接受国不反对，派遣国领馆在接受国内可代表第三国执行领事职务。
第二十四条同接受国机关联系
领事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与其领区内的地方主管机关联系，必要时也可与接受国的中央主管机关联系，但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惯例允许为限。
第四章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为领馆提供便利
一、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便利。
二、接受国对领馆成员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领馆成员顺利地执行职务和享受本条约规定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六条领馆馆舍和住宅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并经接受国同意，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
(一)购置、租用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在已获得的地皮上建造或翻修建筑物并对这些地皮进行修整。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协助，必要时，应协助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派遣国在行使本条第一款权利时，应遵守接受国有关土地、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
第二十七条国徽和国旗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的建筑物上装置本国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官方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的建筑物上、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本国国旗。
三、在施行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应顾及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
第二十八条领馆馆舍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于本条所规定之限度内不得侵犯。
二、接受国机关人员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使馆馆长或他们两人中一人指定人员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中专供领馆工作的区域。惟遇火灾或其他急需采取保护措施的灾害时，可推定上述人员已表示同意。
三、除遵守本条第二款规定外，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坏，防止扰乱领馆安宁或损害领馆尊严。
四、领馆馆舍、馆舍设备、领馆财产及交通工具应免受为国防或公用目的而实施的任何方式的征用。如为此目的确有必要征用以上财产时，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免妨碍领馆执行职务，并应迅速向派遣国进行适当而有效的赔偿。
五、本条第一、四款的规定也适用于领事官员的住宅。
第二十九条领馆档案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三十条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但领馆须经接受国同意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不受侵犯。来往公文指有关领馆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必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并以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件及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写明领事邮袋件数。领事信使享有与外交信使相同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四、派遣国及其使馆和领馆可指定临时领事信使。在此情况下，本条第三款规定同样适用，但自该信使把领事邮袋送抵目的地时起，上述特权和豁免即终止。
五、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或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携带。该船长或机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主管机关商定，领事官员可直接并自由地与船长或机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一条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一、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收取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规费和手续费的收入应被免除接受国的一切捐税。
三、接受国应允许领馆将本条第一款所述领事规费和手续费的收入存入领馆的正式银行账户以及汇回派遣国。
第三十二条行动自由
除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或限制进入的区域外，领馆成员在接受国境内享有行动及旅行自由。
第三十三条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不得对其予以拘留或逮捕。接受国应给予领事官员应有的尊重，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领事官员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四条管辖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的司法和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代表身份为领馆之用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私人继承所涉及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外在接受国所进行的专业或商业活动所引起的诉讼。
二、除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外，接受国不得对领事官员采取执行措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权。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第三十五条作证的义务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场作证。除本条第三款所述情形外，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不得拒绝作证。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没有义务就其执行职务所涉及事项作证，或提供有关的公文和文件。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有权拒绝以鉴定人身份就派遣国的法律提供证词。
四、接受国主管机关要求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职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其寓所或领馆馆舍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六条劳务和义务的免除
一、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劳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
二、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和居住许可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第三十七条财产免税
一、接受国应免除下列项目的一切捐税：
(一)以派遣国或其代表名义获得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的住宅及其有关的交易或契据；
(二)专用于职务目的而获得的领馆的设备和交通工具以及这些财产的获得、占有或维修。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八条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应免纳接受国对人对物课征的一切国家、地区或市政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通常计入商品或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接受国课征的遗产税、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除外；
(四)对于自接受国内获得的私人所得，包括资本收益在内，所课征的捐税以及对于在接受国内商务或金融事业上所为投资课征的资本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除外。
二、领馆服务人员就其在领馆服务所得的工资，在接受国免纳捐税。
第三十九条关税和海关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境，并免除一切关税、捐税及与此有关的费用，但保管、运输及其他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务用品；
(二)领事官员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物品；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物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机关只有在有重大理由推定行李中装有不属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境的物品，或为检疫法规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四十条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
除本条约第四十一条规定外，领事官员、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一条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除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外，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二、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二条领馆成员的遗产
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动产中，在其死亡时属于禁止出口的物品除外；
(二)免除死者的动产的遗产税和一切其他有关的捐税。
第四十三条特权和豁免的开始及终止
一、领馆成员自进入接受国国境前往就任之时起享有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其已在接受国境内的，自其就任领馆职务时起开始享有。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自领馆成员依本条第一款规定开始享有特权和豁免之时起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如家庭成员在领馆成员已享受特权和豁免之后才进入接受国或成为其家庭成员，则自本人进入接受国国境之时起或成为家庭成员之时起享有有关特权与豁免，以在后之日期为准。
三、领馆成员的职务如已终止，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其离开接受国国境时或离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以在先之时间为准，即使出现武装冲突，此前的一切特权与豁免仍继续有效。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如不再是其家庭成员时，其特权和豁免随即终止，但如该人打算在合理期间内离开接受国，其特权和豁免可延续至其离境时为止。
四、对领馆成员执行职务行为的管辖豁免继续有效，无时间限制。
五、如某一领馆成员死亡，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该家庭成员离开接受国国境之时或该家庭成员离境所需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以在先之时间为准。
第四十四条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和三十五条规定的领馆成员所享有的任何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并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领馆成员如就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事项主动提出诉讼，则不得对与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放弃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必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四十五条非常情况下领馆馆舍、档案及派遣国利益的保护
一、当两国中断领事关系时：
(一)接受国应，即使发生武装冲突，尊重并保护领馆馆舍及领馆财产和领馆档案；
(二)派遣国可委托接受国可以接受的第三国照管领馆馆舍及馆舍内的财产和领馆档案；
(三)派遣国可委托接受国可以接受的第三国保护本国及本国国民的利益。
二、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适用于领馆暂时或长期关闭，此外：
(一)派遣国在接受国未设使馆，但设有其他领馆，该领馆可受托照管已关闭领馆的馆舍和馆内财产及领馆档案，并在征得接受国同意后，兼管已关闭领馆领区内的领事职务；
(二)如派遣国在接受国既未设使馆、也未设其他领馆，可采用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第五章一般条款
第四十六条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领馆成员和家庭成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妨碍的情况下，应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有关交通工具管理和保险的法律规章。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领馆馆舍不得用作任何与执行领事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
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不禁止在领馆馆舍所在建筑物的部分房屋设立其他团体和机构的办事处，但此类办事处房舍须与领馆馆舍隔离开。在此情形下，根据本条约规定，上述办事处不得被视为领馆馆舍的一部分。
四、凡从派遣国派入接受国的领馆成员除执行其职务外，不得从事任何其他专业或商业活动。
第四十七条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派遣国驻接受国使馆可执行领事职务。本条约规定的领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于派遣国委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
二、派遣国使馆应将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的姓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三、使馆执行领事职务时，可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和惯例许可的范围内，同接受国地方和中央主管机关联系。
四、被委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继续享有按其外交身份所享有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六章其他事项
第四十八条《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适用
本条约未规定的所有问题，缔约双方采用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本条约适用范围
本条约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七章最后条款
第五十条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
二、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三、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方式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四、本条约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和补充。
五、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事条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即告终止。
本条约于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
唐家璇(签字) 伊万诺夫(签字)



　　近年来，信访在超越了党政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之地位和作用后,大有替代专门的国家机关，整合为综合的社会管理部门之势。过去的信访机构也由传达信息的办事机构不知不觉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部门。由于信访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信访活动中。虽然部分信访表达了社情民意，提供了有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起到了监督和桥梁作用。但信访在涉及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运行中往往游离于法律之外。因此，尽管信访案件的数量居高不下，但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行政复议作为对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行政救济制度和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督制度，本应具备及时化解行政纠纷的社会作用。但法律上又不承认行政复议的裁判地位，把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二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后，如果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机关将成为被告。所以，不少行政机关对待行政复议不是消极怠工，就是维持了事。《行政复议法》施行十多年以来，行政复议至今鲜为人知，很难达到其立法目的。
行政复议和信访一个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来实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定救济渠道；一个是党政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特殊的救济方式。行政相对人或信访人的目的是揭发检举、争取利益和维护权利。行政主体的目的是稳定秩序，化解矛盾，促进公平正义。利益追求与平衡矛盾就构成了行政复议、信访救济机制的运作核心。本文仅就中国式信访和舶来品复议这个话题，来具体分析行政复议和信访救济机制的形成及现状，以期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形成的信访制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上访、信访的演绎过程与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刻下了华夏文明的深深烙印。中国在封建帝制时期就已经存在上诉、上告的风气，古代的一般信访和越级信访多是采用陈情上书、诣阙上诉等方式。古代也有“非正常上访”，其形式有击登闻鼓喊冤、邀车驾上诉、上表等形式。最典型的是直接向皇帝喊冤，求圣上开恩，皇帝一高兴，便亲自过问或大赦天下。从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士民上诉到当代中国的来信来访，信访有着厚重的历史背景，承继着历史的血脉，中国式信访就是一场，官和民之间永无休止的和谐旅程。
二．当代中国式信访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形式的信访，一般来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1951年6月7日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拨乱反正时期的1979年1月到1982年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位置。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信访条例》更是使信访活动由反映情况的渠道变成解决纠纷的枢纽。并且总揽了几乎所有解决纠纷的权力。
信访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问题、解决纠纷的群众工作模式，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式人权救济机制。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集中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决建国初期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5月16日，就信访问题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示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同年 6月7日，政务院颁又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该“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至此，中国式信访制度初步形成。
1957年11月19日，在第一次全国信访会议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信访发展史上第二部重要的法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使信访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机关被革命委员会所取代，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和全国性大规模武斗便是这一时期信访的一种特色形式。原有的信访机构和信访工作完全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拨乱反正后，面对文革积累的大量冤假错案和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197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成立了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抽调了千名干部组成检查组、宣传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检查落实信访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信访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这一期间是建国以来，信访数量最多，上访人数最多，解决问题最多的阶段。1979—1982年期间，在胡耀邦主持下，文革时期以及反右派运动中被扩大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等人得到平反昭雪。其中为右派分子平反，也是一个很大数量的人群。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错误地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把他们的子女也地、富、反、右、坏，在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极左”形成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在具体平反冤假错案方式上，主要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自上而下的救济和群众上访信访相结合的形式获得救济。鉴于绝大多数人是因政治迫害而非司法迫害而丧失权利。因此，那个时期的信访只需取缔政治迫害的歧视身份，则相应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便可得以恢复。例如，对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整体平反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批处理式的平反冤假错案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彻底解脱了政治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地位。
总体说来，建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信访工作的基本状况是在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中发展前进。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信访行政法规——《信访条例》，确立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基本办理机制，并明确要求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又以431号令发布了新《信访条例》使信访工作向规范化方面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产业工人下岗，征地农民失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改革的深入，在社会转型中引发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增多，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信访机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这一时期信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人要回去，事要解决（解决合理诉求），不激化矛盾和稳定压到一切”的口号下，整合维稳、综治、公安、目标考核、所有政府部门和工青妇及各种社团、公益企事业单位、街道、乡村开始了大信访工作模式。有的地方为了建立大信访工作格局，大势兴建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绿色邮政、视频接访、网上信访、市长专线等平台，投入数百万元，对原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进行改造扩建，重新组建了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添置了身份识别机、分号机、复印机、电子显示屏、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架设了市、县、乡三级网络视频系统，完善了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信息联网和网上信访投诉平台。将信访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同时，设立信访救助专项资金，每年由财政、民政、工会等部门筹资上百万元，专门用于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几乎所有政府机构都实行了领导到信访局轮流值班制度、领导干部下访工作日制度、集中处理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大调解制度。推出了做好信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群众消除误解，解决合理诉求；应对突发性事件等举措。形成了以信访局（群工局）为枢纽，各相关部门整体联动、紧密协作的大信访工作机制。
在这种“大炼钢铁”、“大跃进”、“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大信访背景下，党政机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不说，愈演愈烈的大规模集体访、越级访、进京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影响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安排，增加了信访问题的处理环节，加大了信访部门的工作量，降低了信访问题的处理效率。集体赴京上访和上访过激行为还会损坏党和政府的声誉，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周永康指出，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从源头上预防信访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统揽不包揽，重点在加强领导、整合资源、发挥职能部门作用上下功夫。此后，许多地方信访总量开始下降、信访问题逐渐减少。
通过对中国式信访的由来、发展和现状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当信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监督手段时，因其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确实发挥过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但是，信访一旦越俎代庖，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枢纽时，则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存在严重的瓶颈问题。于是有人撰文称“中国信访模式让国人堪忧”，还有人力呈“中国信访制度的十大危害 ”和“信访—中国的法制忧思”等观点，纷纷发表改革中国式信访的见解。主要的集中为两种意见，一是废除信访制度，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应该说废除信访制度的意见过于偏激，显然不符合中国当下实际情况。而完善信访制度的具体措施，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信访制度的瓶颈问题
信访机构臃肿、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部门分割、政出多门、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考核不切实际的诸多问题，表明信访解决纠纷的方式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尤其是信访处理纠纷缺乏统一标准、解决纠纷难以落实等瓶颈问题，使得信访者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容易引发更多潜在社会矛盾风险，以及对人治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制的巨大冲击，其弊端已越来越显露。
面对这一形势，有人主张还要继续加大信访部门权利，让信访部门一把手进入党委或政府领导层，通过“完善”信访制度，使之继续超脱于法律之外，承担解决纠纷的重任。而有人则认为信访存在社会公共治理的瑕疵，并列举了信访制度的种种危害，主张废除《信访条例》。
无论是加强说、完善说，还是废止说，笔者认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信访制度目前涉及的解决纠纷问题，关键是主体问题。即信访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对下监督的窗口时，主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涉及纠纷处理时，其主体就出格了。按照新《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信访人不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并且新《信访条例》第三十条对信访处理的规定也只是“支持、不支持和做好解释工作，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但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信访处理却早已超出于法律规定的主体之外，通常的做法便是通知涉及信访纠纷的有关单位领导到场，当场拍板，当场表态。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执行载体，很多解决纠纷的承诺一拖几年仍未落实。此外，新《信访条例》第十四条所包含的双轨制问题，也会使通过行政复议处理的行政纠纷再次进入信访渠道，危害法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于是信访在处理纠纷时只好通过大调解，做思想工作，花钱买平安等方法，暂时缓解矛盾纠纷。这种方法立竿见影，但基层干部的频繁变动，新来的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信访人在利益驱动下，常常再次信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导致信访数量一直据高不下。因此，以信访为主体来包揽一切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
那么，除了信访以外，还能不能找到解决行政纠纷的其他途径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实，信访解决行政纠纷的瓶颈问题，在我国的法制构架中是可以克服的，这就是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解决行政纠纷，达到方便、快捷、客观公正，相对稳定的社会效果。
四．行政复议仍属鲜为人知的领域
理论上讲，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救济的重要途径；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有的一项法律制度。但是实践中这项制度可以说并没有被大家所接受，与路人皆知的大信访相比，行政复议仍属藏在闺中人未识的领域。
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基本上是效仿国外行政救济制度的舶来品。虽然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就有了相关规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施并不理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行政复议制度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后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有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但较为分散，不够规范，实践中很少运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推动了行政复议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配套和补充，1990年12月，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行政复议行为的行政法规。之后的20余年间，《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并且配套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其社会认知度却一直很低。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毋庸置疑的是行政复议是一把双刃剑，和行政诉讼一样，对复议机关而言弄不好既要当被告，被诉至公堂，还要被追究经济和行政责任。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相融合的。对管理相对人来说，一旦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判决）对自己不利，便失去了继续上告的借口，当然没有走信访来得游刃有余，恣意自在。虽然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施行20多年，但与信访几千年的文化传承相比，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其观念和意识的融合还只是刚刚开始。
五．西式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接轨并未成功
行政复议作为一项与行政诉讼相衔接的用以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之中，这种由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行政决定”的活动，理论上当属“行政裁判”的范畴。而行政裁判制度，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一般有准立法、准行政、准司法特点。美国还有独立管理机构以外的行政法官制度，专门负责处理行政争议。遵循行政法原则的行政裁判制度，显然是一种非本土的法制资源，故而称之为“西式”的行政复议制度。
国外行政复议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加强，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上世纪3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政府为了控制和调整本国经济，以控制自由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由原来的不干预主义转向广泛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加，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逐步增多。大量的行政争议案件涌向法院，又使法院无力承担。于是，各国纷纷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行政复议制度，寻求廉价、方便、快捷的解决行政争议的途径。
纵观当今世界，行政复议制度在各国并不相同。在英国行政复议称为行政裁判所，它是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复审，是由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对原决定的重新评判。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成员国家的学者一般认为，行政复议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果。从积极意义而言，行政复议为相对人提供了一个快速和容易进入的救济渠道。如果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复议满足了申请人的合理要求，则可以及时解决行政纠纷。对于裁判所和法院来说，行政复议程序可以减少国家机器的运行成本，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行政复议是在原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机关改变原来的决定并不容易。而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机构和评判标准，很难保证复议结果的均衡性。
美国是一个行政复议和裁判比较完备的国家。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政争议在诉诸法院解决之前，都必须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裁判机构的裁决。行政复议是司法复审（行政诉讼）的前奏。“成熟”和“穷尽”是确定提起诉讼的原则。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必要和不适时地行使司法干预。强调时机的成熟是美国现代行政法的特点。
　　“成熟”原则的基本理论是：避免过早进入司法裁决，以免法院自身卷入行政纠纷的争议之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免受司法干预。只有在行政行为发生了事实上的影响时，才能进入司法审查。联邦最高法院还认为，如果行政行为仅是最初的或程序上的措施，对当事人还没有发生影响，那就不能予以司法复审。“穷尽”原则就是说，行政争议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必须在“穷尽”了行政机关的所有救济之后才被允许。这在我国有点类似行政复议前置。美国学者则称之为行政救济“穷尽”原则。1978年，美国国会修改《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式在法律上确立了行政法官的地位，规定行政法官的职责是专门审理案件，没有文官功绩制委员会的正当理由和经过其审议决定，行政法官不得被免职、停职、降级、降薪或临时解雇；而且，行政法官的工资由法律规定，行政首长不得任意变更。这样，行政法官就可以独立地、不偏不倚地行使自己的裁决权。总而言之，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为了保证行政法官的地位逐步趋于独立化，以保障行政法官能公正办案，从而保证了美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公正性。
　　在法国，类似行政复议的相应制度应该是法国早期的行政院裁决制度和稍后发展起来的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
　　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行政机构享有行政裁决权。随着行政法院独立地位的增强，其审判活动演变为实际意义上的司法审查。于是，法国又建立了新的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制度。就是行政相对人，既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申请救济，亦可以向其上级机关申请救济。法国行政救济有诸多优点，它与法国的行政诉讼一起，为法国公民权提供了完善的保障。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由于行政救济的存在，对于自己的错误行为有一个自我改正的机会，避免了法院的审查；对于行政法院而言，由于行政救济的存在，许多行政争端已由行政机关自我解决，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对于公民而言，两种救济同时存在，权利的保障更加充分。
　　在日本，类似行政复议的相应制度应是行政不服申诉制度，它包括行政不服审查、行政裁判和苦情处理。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共有三种：审查请求、异议申诉、再审查请求。所谓审查请求是指当事人向处分厅以外的行政厅提出不服申诉；所谓异议申诉是指当事人向原处分厅提出的不服申诉；再审查请求是指当事人对经过审查请求做出裁决后提出的不服申诉。其中后两者是日本行政不服申诉制度的核心。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以“简易迅速程序谋求对公民权益的救济”和“确保行政公正运行”为目的，它是日本现行关于行政不服申诉审查制度的基本法律，充分体现了日本行政不服申诉制度的特色。
从世界各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及运行原则中不难看出，各国的行政复议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是本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产物。而且多数国家的行政复议都可以向最初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复议机构都具有独立的裁判地位，这正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所缺乏的。可以说我国的行政复议只是借鉴了国外的准司法形式，恰恰舍弃了其独立裁判的内涵，寄生于政府之中，却既没有独立的行政权，也没有司法权。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的行政复议由于缺乏行政复议制度的精髓，又没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西式的行政复议制度与我国的国情接轨并不成功。
六．依法确定信访的最终监督地位和行政复议的二级裁判模式
通过对信访和行政复议救济机制的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基本概念：（1）信访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符合中国大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存在对人治的盲目崇拜和对法制的巨大冲击，且效力低下，容易引发更多潜在社会矛盾风险。（2）行政复议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之中，是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途径。要稳定持续地发展宏观经济，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就应当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积极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从信访与行政复议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各自的作用看，信访制度不是废止的问题，而是继续加强监督作用的问题。行政复议不能只解决程序问题，而是要发挥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应当考虑建立二级裁判模式的问题。
当然，更为重要的就是我国信访和行政复议制度在思维定式上的问题。曾几何时，在《行政复议法》立法过程中，就有关于“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的争论。不少人认为行政复议是同体监督，自己打自己的板子不好下手，对复议制度抱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才起作用。对诉讼、信访同样认为越往上面越能找到青天。普通老百姓上访是为了找青天，部分当权者热衷于大信访是为了做青天。因此，青天情结导致“不信任”思维定式的蔓延，使人们不断地丧失对法制的信任。
可以说，我国现行的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是建立在“不信任”的思维定式之上。这就是老百姓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对基层信访的不信任，只信任“青天在上”。而国外的行政复议机制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信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我纠错。因而，行政救济首先是原机关复议，其次是上级行政机关复议，最后才是司法审查。这种相信，不仅仅是复议申请人相信行政机关，也不仅仅是上级行政机关相信下级行政机关，而应当是国民包括执法者对国家法制的信任。按照“信任原则”推论，基层行政机关与终审法院的差别不应该是法律人格的差别，而只能是执法水平的差别。毫无疑问，无论从经济建设还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出发，我国都应当摒弃“不信任”的思维定式，建立对法制的信任。
那么，怎样才能转变“不信任”思维定式呢？笔者以为，应在全党全国开展大规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教育，真正树立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大家知道，我们党曾经由不熟悉战争到熟悉战争；由不熟悉经济建设，到熟悉经济建设。同样也一定能够由不熟悉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到熟悉依法管理社会事务。
最近，中央要求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法律；在是党的领导下宣传贯彻法律。在党的领导下全面遵守法律。要像大信访那样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大规模推进法制建设。从上到下建立“信任”法制的思维定式。
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拉网式的限时清理历史遗留的积案。争取在二至三年内，用法律手段把过去进入信访渠道的诸如下岗工人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土地承包（转包）、企业破产兼并、军队转业人员等行政纠纷，通过政策和法律进行全面性的批处理，把那些时效、主体、管辖、定性等脱离法制轨道的问题重新梳理、归位，重建法制信任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建立行政复议二级裁判模式，即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组织作为初级行政复议单位，当事人如对初级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二级行政复议均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后，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否则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既符合宪法第四十一条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又符合国际惯例，还能实现依法公正，相对稳定地解决行政纠纷的社会效果。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参考资料：
1．旷烛，从社会公共治理的瑕疵谈信访制度的改革 2005
2．黄晨灏，中国“信访”模式 让国人堪忧《联合早报》2009